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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武:中国共产党哲学基础的探索与形成

点击次数:  更新时间:2021-06-05

 

 

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人最初对哲学有着不同的看法,进而以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内容和中国共产党的哲学根据,再而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由唯物史观发展为辩证唯物主义;毛泽东由此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奋点由本体论移至认识论,创立“实践论”哲学体系,使辩证唯物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具有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形成了自己的哲学基础。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建党100 周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唯物史观;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毛泽东;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总结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经验,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有着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将其中国化的悠久传统,经过不断探索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哲学基础。这个哲学基础,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思想基础的最核心内容,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使中国共产党具有了正确的思想路线,使中国共产党人拥有了战胜艰难险阻、赢得伟大胜利的“看家本领”,成为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显著特征。然而,这个哲学基础的形成并非易事,是中国共产党人艰辛探索的思想结晶和理论成果,其中涉及一系列重要的问题:如何看待哲学在20世纪的存在、作用与发展?如何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于中国共产党的意义?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涵?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的探索中回答和解决了这些问题,才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基础,才拥有了自己的“看家本领”。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对党的哲学基础的形成过程进行深入反思和认真总结,其意义不仅在于回顾和展现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世界的历史,而且还在于进一步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加强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素养和思想建设。

一、中国早期共产党人对哲学的不同看法

距今一个世纪前,当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南陈北李”号召下集合起来,开始创建中国共产党、发起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时候,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了解和把握,是从唯物史观开始的。这些先驱者虽然都认同唯物史观,主张以此作为党的思想旗帜,但却对于哲学在20世纪的存在、作用与发展有着不同的看法,因而对于马克思主义有没有哲学、唯物史观是不是哲学等问题也存在着明显的分歧。这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大概是很难想象和理解的;但在百年之前,由于中国哲学刚刚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由近代形态转变为现代形态,现代形态中国哲学如何在20世纪开展尚在初步的探索之中,哲学要不要作为形而上的观念形态继续存在,确实是当时中国哲学界所热烈探讨的一大问题。这种对哲学的不同看法,也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中国早期共产党人,使他们在认同唯物史观的同时又对唯物史观产生了不同的理解。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期,不仅在政治上表现出不成熟,而且在思想上表现出不成熟。

在当时,一部分中国哲学家深受西方哲学中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力主现代形态中国哲学走科学化、实证化道路,成为与实证自然科学相类似的学问。这种科学主义的哲学走向,在严复开创现代形态中国哲学时,就已鲜明地表现出来。新文化运动对“科学”新价值观的大力倡导,进一步促成了以丁文江、胡适、王星拱为代表的经验论科学主义的兴起,把哲学科学化、实证化的主张推向极端。这种科学主义的哲学走向,在中国早期共产党人中也有明确的反映。在这个问题上,最有代表性者莫如党的主要发起者和早期领导人陈独秀。陈独秀本是新文化运动中“科学”新价值观的首倡者,从运动伊始就标榜“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主张以实证自然科学取代哲学,认为“不用科学的方法下手研究、说明的哲学,不知道是什么一种怪物”。1921年6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题为《答皆平》的通信,专门谈了自己对哲学的看法。他说:“不但中国,合全世界说,现在只应该专门研究科学,已经不是空谈哲学的时代了;西洋自苏格拉底以至杜威、罗素,印度自邬婆尼沙陀六师以至达哥尔(即泰戈尔——引者注),中国自老聃、孔丘以至康有为、章炳麟,都是胡说乱讲,都是过去的梦话。今后我们对于学术思想的责任,只应该把人事物质一样一样地分析出不可动摇的事实来,我以为这就是科学,也可以说是哲学;若离开人事物质底分析而空谈什么形而上的哲学,想用这种玄杳的速成法来解决什么宇宙人生问题,简直是过去的迷梦,我们快醒了!”在这里,陈独秀虽然主要是不赞成“形而上的哲学”,但实际上是只承认科学的存在、作用与发展而否定了哲学的存在、作用与发展。在中国早期共产党人中,邓中夏也持相似的观点。他说:“自从各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达之后,哲学的地位已经被这些科学取而代之了。哲学的所谓本体论部分——形而上学,玄学鬼群众藏身之所——已被科学直接的或间接的打得烟消灰灭了。现今所残留而颇能立足的方法论部分,都是披上了科学的花衣,或者受过了科学的洗礼”。他由此而认为:“哲学已是‘寿终正寝’,索性把哲学这一个名辞根本废除,免得玄学鬼像社鼠城狐一样,有所凭借,有所依据。”邓中夏对哲学的否定态度,比陈独秀还要坚决。

正是这样,一些中国早期共产党人力求把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划清界限,认为唯物史观并不是哲学。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李汉俊就持这种看法。他在《唯物史观不是什么?》一文中指出:“‘马克斯(即马克思——引者注)是不是哲学家?马克斯底学说是不是哲学?’这是马克斯批评家们所热心议论的问题,也是各学者们意见分歧毫不一致的问题。但马克斯和因格尔斯(Engels)(即恩格斯——引者注)自身对于这个问题却答复得很明白,据他们底意见:所谓哲学,到了赫格尔(Hegel)(即黑格尔——引者注)就达到了极顶,自此以后,哲学底地位就由科学替代了。福伊尔巴哈(Feurbach)就已经说过:‘我底哲学是无哲学。’马克斯、因格尔斯,也不过是由福伊尔巴哈底这个态度更进一步,用具体的科学替代了抽象的哲学,成就了福伊尔巴哈这主张罢了。……马克斯底学说不是抽象的哲学,乃凡具体的科学,而又是一切哲学底后继者。”在李汉俊看来,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也就是全部哲学发展的终结,因此马克思主义不是“抽象的哲学”,而是“具体的科学”。由此来看唯物史观,他不仅明确地认为“唯物史观不是哲学”,而且特别地强调“唯物史观不是哲学的唯物论”。李汉俊说:“有许多人把马克斯底‘唯物史观’混为哲学的唯物论,这是绝对的错误。唯物史观是论精神如何随社会状态、随生产方法、随生产器具、随劳动、照一定的轨道而进的问题的,哲学的唯物论是肉体与精神、物质与心灵、神与世界的事情的。唯物史观是间或一时期发生若何思想是什么道理的,哲学的唯物论是要解答思想与物质间的关系如何,思想底起源如何的问题的。这两者之间有绝对的区别,是不可互相混同的。”因此,他把唯物史观称为“马克斯科学”,认为“马克斯科学,就叫作‘唯物史观’,亦叫作‘辩证法的唯物论’或‘进化的唯物论’”。李汉俊的这篇文章,今天保存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的《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选编》中,从一个方面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早期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的理解。

另一方面,一部分中国哲学家不赞成这种科学主义的哲学走向,认为哲学作为形而上的观念形态不可能为科学所取代,在20世纪仍然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空间,仍然值得重视和研究。例如,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杨昌济就认为哲学极为重要,不是实证自然科学可以取代的,因而大力提倡哲学的存在、作用与发展。1914年,他发表《劝学篇》一文,就把哲学作为“劝学”的一大要务,称:“哲学者,社会进化之原动力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哲学思想,欲改造现在之时代为较为进步之时代,必先改造其哲学思想。吾国近来之变革虽甚为急激,而为国民之根本思想者,其实尚未有何等之变化。正如海面波涛汹涌,而海中之水依然平静。欲唤起国民之自觉,不得不有待于哲学之昌明。”1916年,杨昌济发表长文《哲学上各种理论之略述》,论析西方近现代哲学从认识论到本体论的各派理论,对全面了解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开展与走向有着重要的意义;1920年,杨昌济逝世后,李石岑又将此文在《民铎》上再次连载,可见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在今天看来,杨昌济这些著述及其思想产生的真正影响,严格说来,不是在当时的中国哲学界,而是在他的最得意的学生毛泽东和蔡和森身上。

在杨昌济的影响下,毛泽东和蔡和森都是关注哲学、爱好哲学的新青年。1917年,青年毛泽东在致老师黎锦熙的信中即言:“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又进而就“立志”问题谈到哲学的重要性:“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谓也。今人所谓立志,如有志为军事家,有志为教育家,乃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为,羡其成功,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因此,青年毛泽东主张“只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这个“大本大源处”,就是研究哲学以求“宇宙之真理”。因此,他主张通过“普及哲学”,使“人人有哲学见解”。正是这种对哲学的重视和关注,使毛泽东和蔡和森在参与中国共产党创建时,在中国早期共产党人中最先思考和探讨了党的哲学基础问题;更使毛泽东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后,始终都重视和强调在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中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杨昌济作为著名教育家和哲学家的最大成功之处。

二、发现“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

由于一些中国早期共产党人,特别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发起者和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只承认科学的存在、作用与发展而否定哲学的存在、作用与发展,甚至力求把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划清界限,这就使得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文献中,很少有涉及党的哲学基础的内容。唯有关注哲学、爱好哲学的毛泽东和蔡和森,在往来于法中两国间的书信中,十分认真地探讨了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1920年年初,蔡和森到达法国开始勤工俭学,随即以“猛看猛译”的勤奋刻苦精神,钻研马克思主义原典和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对法文版马克思主义文献进行搜集、研读与翻译,很快就译出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对马克思主义有了较系统深入的了解。据同一时期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李维汉回忆,约在这年8月与9月间,他就阅读了蔡和森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书。蔡和森也由此成为新民学会中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也就在1920年的8月13日和9月16日,蔡和森写了两封长信给毛泽东,详细阐发自己对“主义”的选择,明确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来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中国革命。在前一封信中,他指出:“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在后一封信中,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基础进行了思考,指出:“现在世界显然为两个敌对的阶级世界,学说亦显然划了鸿沟。自柏拉图统御以来的哲学思想,(人生哲学,社会哲学)显然为有产阶级的思想。其特点重理想轻生活,重精神轻物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以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的出发点,结果适与有产阶级的唯理派相反,故我们今日研究学问,宜先把唯理观与唯物观分个清楚,才不至堕入迷阵。”他所反对的“唯理派”和“唯理观”,就是今天所说的唯心主义。蔡和森进而根据俄国十月革命经验指出,共产党领导革命必须以唯物史观为其思想先导,在信中列出了一个公式:“俄社会革命出发点=唯物史观。”对蔡和森的两封来信,毛泽东都进行了认真思考,并先后回信予以明确的呼应和支持。特别是对蔡和森后一封来信,毛泽东评价尤高。在1921年1月21日致蔡和森的复信中,他热情洋溢地写道:“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对蔡和森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基础的看法,毛泽东尤其深表赞同,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毛泽东的这一论断,虽然十分简明,但却意味深刻。

毛泽东在信中所说的“吾党”,指的是正在筹建中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最早使用“吾党”概念的是陈独秀。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帮助下,陈独秀发起和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在后来的中共党史书写中,这个最初的党组织被称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一大就是由它发起和筹备的。与之同步,陈独秀实现了《新青年》编辑部的改组,指派中共最早的党员陈望道、李达、沈雁冰(茅盾)、李汉俊进入并主持了编辑部;因而《新青年》从这年9月出版的第8卷第1号起,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实际掌握的理论刊物,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掌握的第一份理论刊物。陈独秀在这一号《新青年》上发表《谈政治》和《对于时局的我见》两篇文章。《谈政治》的亮点在于集中地阐发了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对于时局的我见》的亮点则在于提出了“吾党”概念,并阐述了“吾党”的政治主张,宣称:“吾党虽不像无政府党绝对否认政治的组织,也决不屑学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利用资本阶级的政治机关和权力作政治活动。”这里的“吾党”,显然是指正在陈独秀领导下秘密筹建中的中国共产党,但当时的一般人们并不知晓这个开天辟地的大事件。毛泽东由于受陈独秀之邀参与了中共的创建活动,因而了解陈独秀所用“吾党”概念的含义,并在致蔡和森的信中也如此使用。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信中明确地告诉自己的好友:“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与当时党的其他创建者相比,毛泽东的独到处、高明处和贡献处,首先就在于提出了“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明确地主张中国共产党应当有自己的哲学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唯物史观。

毛泽东还在信中揭示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特点,这就是立足于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在这里,他发挥了蔡和森的“把唯理观与唯物观分个清楚”的主张,进一步提出了以是否立足于事实而得到证实作为划分唯理观与唯物观的界线,认为唯物观因为立足于事实而“能证实”,唯理观则由于不立足于事实而“不能证实”。这里的“能证实”或“不能证实”,也就是能否得到现实的实践和经验的支持。毛泽东进而以无政府主义为例,说明了何谓“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他说:“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一个工厂的政治组织(工厂生产分配管理等),与一个国的政治组织,与世界的政治组织,只有大小不同,没有性质不同。工团主义以国的政治组织与工厂的政治组织异性,谓为另一回事而举以属之另一种人,不是故为曲说以冀苟且偷安,就是愚陋不明事理之正。况乎尚有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在手段上又有十分必要的理由呢。”这就以近代工业组织的实践活动,来说明无政府主义国家理论由于不立足于事实而“不能证实”,因此在理论上是错误的、是站不住脚的。在毛泽东看来,唯理观正如同无政府主义那样,由于不立足于事实而“不能证实”;唯物史观则恰恰相反,是立足于事实而“能证实”的唯物观。

由此可见,毛泽东说的“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确实是发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于中国共产党的极端重要性,代表了中国早期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认识。正是这样,毛泽东对这些法中两国间的来往书信十分珍视,在编辑《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时都加以收录,并对一些书信加了提示性标题。对蔡和森的这封信,他加的提示性标题最为醒目:“共产党之重要讨论”。尽管这些往来书信只是好友之间的思想交流,即使收入《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以后,阅读者大概也不会超出新民学会的范围,但由于毛泽东、蔡和森和新民学会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中的重要作用,更由于后来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基础形成作出了决定性贡献、领导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他们的这些思想交流确实成为具有中国历史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讨论,他们的这些通信也成为至今能看到的探讨党的创建问题的最重要文献。毛泽东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高瞻远瞩、宏才大略,也由此可见一斑。

三、中国早期共产党人从哲学上重视唯物史观

毛泽东和蔡和森关于中国共产党哲学基础的探讨,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大的影响。在这方面产生了大的影响、使中国早期共产党人获得对哲学的新认识新理解的启蒙者,则是当时与陈独秀齐名的李大钊。李大钊是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发起者和早期领导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已经定格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荣历史的书写中。但是对哲学的理解、对唯物史观与哲学关系的理解、对哲学之于马克思主义意义的理解,李大钊都有自己独到而深刻的思考和专门的阐发,表现出与陈独秀明显高明的地方。

在实证自然科学发达昌明的20世纪,人们应当如何来看待哲学的存在、作用与发展?李大钊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固然也力主“科学”新价值观,但却没有像陈独秀那样,强调以实证自然科学取代哲学,而是相反,认为哲学仍然有其继续存在和发展的理由,不会为实证自然科学所最终取代。1923年,李大钊在《史学与哲学》演讲中说:“哲学仿佛是各种科学的宗邦,各种科学是逐渐由哲学分出来的独立国。哲学的领地,虽然一天一天的狭小,而宗邦的权威仍在哲学。科学之所穷,即哲学之所始。两者的性质上区别虽经确立,不容相混了,然而二者的界限,却并未如长江大河为之截然分界。”1924年,他在《史学要论》一书中说:“哲学的考察与科学的考察,本来不同。哲学的考察,是就一切事物达到某统一的见地,由其见地观察诸般事物的本性及原则者;而科学的考察,则限于必要时,假定某原则定理,专本于特殊研究以说明某种特定事物的性质及理法者。”因此,李大钊认为哲学在20世纪仍然具有科学所不及的重要作用:“哲学是于科学所不能之处,去考察宇宙一切现象的根本原理的。”“吾人于科学之外,还要哲学,还要攻究世界的原理就全体而与吾人以统一的智识关于一切事物为根本的说明之哲学。”这就通过对哲学与科学关系的梳理,阐明了哲学在20世纪继续存在和发展的理由,指出了哲学不会为科学取代的历史走向。

在哲学诸分支中,李大钊最重视的是历史观。他从史学与哲学的联系上,对历史观问题作了较深入的阐发,强调历史观本质上是对历史的哲学思考。李大钊说:“吾兹之所谓历史,非指过去的陈编而言。过去的陈编,汗牛充栋,于治史学者亦诚不失为丰富资考的资料,然绝非吾兹所谓活泼泼的有生命的历史。吾兹所云,乃与‘社会’同质而异观的历史。同一吾人所托以生存的社会,纵以观之,则为历史,横以观之,则为社会。横观则收之于现在,纵观则放之于往古。此之历史,即是社会的时间的性象。一切史的知识,都依他为事实,一切史学的研究,都以他为对象,一切史的记录,都为他所占领。他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故纸,不是陈编,乃是亘过去、现在、未来、永世生存的人类全生命。对于此种历史的解释或概念,即此之所谓历史观,亦可云为一种的社会观。”这就是说,历史观实是对历史上的社会生活作一种总体性和形上性的理解和阐释,这是一种哲学性质活动的产物。正是这样,李大钊进而指出,历史观并不是在一般的历史研究中就可以产生出来的,而是由哲学家对历史作总体性和形上性的思考所提出的。在《史学与哲学》演讲中,李大钊说:“史学家的历史观,每渊源于哲学。”他在《史学要论》一书中谈到史学与哲学的多种联系时,就专门列有一条:“史学家恒由哲学得来历史观”,并认为“哲学实为可以指导史的研究、决定其一般倾向的历史观的一个主要的渊源”。总之,在李大钊看来,历史观在本质上属于哲学的范畴。

因此,李大钊又把历史观称为历史哲学。在《史学要论》一书中,他对历史哲学在哲学与历史学之间的定位作了细致的论析。李大钊说:“历史哲学是由统一的见地而观察历史事实者,是依哲学的考察,就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为根本的说明、深透的解释者。”这就是说,历史哲学一方面与历史学相联系,另一方面又属于哲学的内容。因此,他既反对把历史哲学与哲学分开,认为“在严密的意义上的历史哲学,不当视为属于一个特殊科学的史学,当视为构成哲学的一部分者”;又强调历史哲学不能脱离历史学,认为“严正的历史哲学与历史科学间的关系,恰如严正的自然哲学与物理学间的关系”。这种历史哲学与历史科学的具体联系在于:“历史哲学,有时要借重历史科学研究的结果,利用其所供给的材料;历史科学,研究到根本问题的时候,亦要依据历史哲学所阐明的深奥高远的原理,以求其启发与指导。”李大钊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故吾人于历史科学之外,承认为哲学组织的一部之历史哲学存在,承认二者不可偏废。研究历史哲学,是哲学家的责任;研究历史科学,是史学家的责任。然二者之间,固有极密切的关系,其互相辅助互相资益的地方甚多。”具体到唯物史观,李大钊认为也当如此看待。他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历史观的一种”,本身就是对历史的哲学思考。他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很受海格尔的辩证法的影响,就是历史观是从哲学思想来的明证。”因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其实也就是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在《史学思想史》讲义中,李大钊即明确地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称为“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在他看来,唯物史观作为历史哲学的一种,就不同于一般形而上学,不是一种纯思辨的玄想,而必须与具体的历史科学相联系,必须依据历史科学研究的成果及其所提供的材料。李大钊进而指出,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内容,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其阶级斗争理论、剩余价值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都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前提。因此,马克思的《资本论》,即“彻头彻尾以他那特有的历史观作基础”;而“离了他的特有的史观,去考他的社会主义,简直的是不可能”。这样一来,李大钊就通过对哲学的理解、对唯物史观与哲学关系的阐发,说明了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之于马克思主义的意义。

在中国早期共产党人中,深受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影响的瞿秋白也十分重视哲学,不仅把历史观视为哲学的重要内容,而且强调要从宇宙观来理解哲学,包括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唯物史观。1923年,瞿秋白受中共中央派遣出任国共两党联合主办的上海大学社会系主任,开始在上海大学讲授“社会哲学概论”等课程,并在授课基础上撰成相关讲义,交由上海书店出版。在《社会哲学概论》讲义中,瞿秋白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系统阐发。在他看来,哲学不仅古已有之,而且在科学各门类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后仍然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发展的空间。他说:“实际上哲学并没有什么高深,最初不过是一切智识的总称。随后智识渐渐分类、综合、组织而各成系统,就发生种种科学,——从哲学之中分出;至今所剩的仅仅是方法论和认识论。于是初民的常识一变而成‘深奥微妙’的玄谈,——这也不过表面上看来是如此。科学分工的结果,使哲学渐渐能成为综合一贯的智识,有统率精神物质各方面的智识而求得一整个儿的宇宙观之倾向;更因科学进步而智识系统日益严密,于是哲学——所谓‘求宇宙根底的功夫’愈益得以深入。”由此而进,瞿秋白向中国人介绍了辩证唯物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正是从辩证唯物主义出发,发现了历史变动的“现实的物质基础”,从而揭示了“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相斗的阶级都是生产和交易之关系的产物”,形成了“唯物哲学之历史观”。因此,他认为:“社会哲学——现代的社会之综观及将来的社会之推究,应当:(一)先从哲学上之宇宙根本问题研究起;(二)继之社会现象的秘密之分析;(三)再进于社会主义之解说。”这就是说,只有首先说明本体论问题,才能深入说明历史观问题;只有先讲清楚辩证唯物主义,才能讲清楚唯物史观;只有在此基础上,社会主义才能由空想成为科学。在瞿秋白看来,“研究社会现象的时候,尤其应当细细的考察这唯物主义的互辩律的哲学,——他是一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这样一来,他就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从逻辑上贯通了起来。

在李大钊、瞿秋白作出这些阐发的同时,陈独秀对哲学和唯物史观的认识和理解也开始发生变化。1923年11月,陈独秀为《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作序总结科学与玄学论战,从论战中科学派与玄学派环绕科学与哲学关系问题的论争出发,对哲学的存在、作用与发展进行了反思,指出:“有人把科学略分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二类。社会科学中最主要的是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哲学(这里所指是实验主义的及唯物史观的人生哲学,不是指本体论、宇宙论的玄学,即所谓形而上的哲学)。”他所说的“有人”,实则是指陈独秀本人。在这里,陈独秀把自己倡导和高扬的科学,由实证自然科学扩大为实证自然科学和实证社会科学;同时把哲学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属于实证社会科学的哲学,这主要是指“实验主义的及唯物史观的人生哲学”,另一个部分则是不属于实证社会科学的哲学,这主要是指“本体论、宇宙论的玄学,即所谓形而上的哲学”。在这两部分哲学中,陈独秀肯定和赞成前者,认为唯物史观是“完全真理”;否定和不赞成后者,认为本体论、宇宙论、形而上的哲学都是玄学家的“胡想乱说”。

尽管李大钊、瞿秋白、陈独秀对哲学的理解并不相同,特别是瞿秋白和陈独秀在宇宙观问题上各持一说,但他们都认为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哲学,这个哲学就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这一点上终于达成了一致。这样一来,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联系,就开始建立并凸显出来;毛泽东提出的“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也就成为中国早期共产党人的共识。

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唯物史观到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

中国早期共产党人从哲学上重视唯物史观,进一步推动了自五四运动后兴起的唯物史观的传播、发展和中国化,并由此而形成了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命名的思潮和派别——唯物史观派。唯物史观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学理上对唯物史观展开了不同维度的阐释,如李大钊从历史学维度阐释唯物史观,陈独秀从政治哲学维度阐释唯物史观,蔡和森从人类学古史研究维度阐释唯物史观,李达以《现代社会学》建构唯物史观中国化表述体系,瞿秋白从唯物史观走向辩证唯物主义。他们的这些工作,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早期进程,对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基础进行了初步的阐发。

唯物史观派在对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基础进行初步阐发时,遭遇到一个重大的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没有到过中国,他们的理论中不可能包含那么多关于中国的具体情况和革命实践的直接指示,那么作为普遍真理的唯物史观,如何能够满足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殊需要、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呢?这个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更具体地说,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性与中国问题特殊性的关系问题。正是这个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道难题。

早在1923年,李达就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深感其重要性和紧迫性,由此撰写了《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一文,将这个问题概括为“马克思学说与中国”的论题,明确地提出来加以探讨。他在文章中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对于目前的政治运动,究应怎样决定,这一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上并未为中国共产党筹画,若按照目前中国国情,参照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替波兰、瑞士、德国共产党设下的计画,也可以定出一个政策来。”在李达看来,即使是《共产党宣言》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也没有为中国共产党提供直接的计划和方案;中国共产党不可能照抄照搬《共产党宣言》来指导中国革命,而必须按照目前的中国国情,参照马克思在1848年为欧洲各国共产党人制订的计划,从而制定出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革命方针和政策。沿着这一思路,李达继续探索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开始明确提出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问题。1929年,他撰写的《中国产业革命概观》和《社会之基础知识》两书出版。在前书中,李达明确提出“考虑中国社会问题的特殊性”;在后书中,李达则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出发,进而提出“考察目前中国的出路”问题。李达的这些探索,使中国问题的特殊性更为鲜明地凸显出来,使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普遍性与中国问题特殊性的关系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下功夫探讨的重大问题。

李大钊也是如此。他不仅从理论上对唯物史观进行了介绍和阐释,而且努力运用这个新历史观来观察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探讨中国的命运和前途,思考和解答中国问题。他提醒中国共产党人说:“应该细细的研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详细一点说,就是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研究怎样成了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状,我们应该怎样去作民族独立的运动,把中国从列强压迫之下救济出来。”在他看来,用唯物史观来思考和解答中国问题,不是要把唯物史观作为一个公式来套,而是要从中学得马克思的方法,运用这个方法从现实中探寻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1926年,他在《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一文的开篇就明确提出了这一点:“马克思批评当代历史事实的论文,是无产阶级研究马克思的人们绝好的材料的宝藏。我们现在要想根据马克思主义就中国现在的民族革命运动寻求一个显明的分析,最好是一读马克思当时关于中国革命的论文。从此我们不仅可以得到他的公式,我们更可以看出他怎样的应用他的研究的方法,以解剖那赤裸裸的历史事实,整理那粗生的材料,最后我们便可以得到一个明确的结果。”这表明,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中国革命,是将其作为乱套一气的公式,还是作为指导实践的方法,也就是如何处理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普遍性与中国问题特殊性的关系问题,在李大钊那里就已经明确提出来了。

毛泽东在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后,把主要的精力都用于中国共产党的实际工作,并从1927年起成为党在革命武装斗争第一线的主要指挥员,率领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同样遭遇到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普遍性与中国问题特殊性的关系问题,因而十分重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通过认识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开展中国的革命实践,并于1929年提出“我们是唯物史观论者,凡事要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又于1930年撰写了哲学名篇《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强调“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告诫中国共产党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毛泽东为此亲自深入革命根据地进行调查研究,直接了解各地的具体情况,撰写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一系列著名调查报告,有力地指导了中国土地革命战争开展。毛泽东的这些认识中国社会的工作,在今天仍然为中国共产党人高度评价,正如习近平所说:“毛泽东同志就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社会科学家,……他的许多调查研究名篇对我国社会作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是社会科学的经典之作。”

但是,这种在唯物史观范围内的努力探索,还是难以回答和解决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普遍性与中国问题特殊性的关系问题。这是因为,这种探索还没有上升到一般哲学理论的高度,不能运用一般哲学理论说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从而对马克思主义普遍性与中国问题特殊性的关系问题作出本质而深刻的阐明。只有从一般哲学理论上说明了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才能对马克思主义普遍性与中国问题特殊性的关系问题作出本质而深刻的阐明,真正讲清楚作为普遍真理的马克思主义如何能够满足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殊需要、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

这个一般哲学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这一点,尽管瞿秋白早在1923年就已指出,但只有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思想世界兴起了唯物辩证法运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奋点由唯物史观移至辩证唯物主义,才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国赞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的普遍性认识。在这一运动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国赞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翻译了一批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同各种否定和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潮展开了论战,进而有艾思奇著《大众哲学》和李达著《社会学大纲》作为标志性成果相继问世,建构起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形态,运用作为一般哲学理论的辩证唯物主义来说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对马克思主义普遍性与中国问题特殊性的关系问题作出了本质而深刻的阐明。

艾思奇和李达的这两部著作,尽管对辩证唯物主义的阐发并不一致,艾著由本体论而认识论而方法论,李著由本体论而方法论而认识论,但都在强调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论意义的同时,力主以实践为基础从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论中转化出认识论和方法论,以说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普遍性与中国问题特殊性的关系问题。艾思奇指出,“哲学是人们对于世界的根本认识和根本态度”,因而“哲学上的认识和态度,是最普遍的,最有一般性的”;若要阐明辩证唯物主义需要分三步进行:“第一步要先讲世界的本身究竟是什么东西?是物质吗?是精神吗?这一步的讨论叫作本体论;第二步讲我们是怎样能认识世界上的一切?这一步的讨论叫作认识论;第三步讲世界的一切以及我们人类的思想等等是怎样变化运动,是依着什么法则变化运动的?也就是说,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最普遍最根本的变化法则是什么?这一步的讨论叫作方法论。”李达则指出,唯物辩证法就是“世界观与方法的统一”,不仅“是唯一的科学的世界观”,而且“是一切科学的方法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形态,李达更倾向于称之为“唯物辩证法”,在《社会学大纲》中是如此,在后来主编《唯物辩证法大纲》中亦如此。其所以如此,就在于李达重视辩证唯物主义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主张从唯物辩证法中转化出方法论。

关于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的关系,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作了着重探讨,指出只有以唯物辩证法来阐发唯物史观,在运用唯物史观时坚持唯物辩证法,才能对唯物史观作出正确的理解,说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进而对马克思主义普遍性与中国问题特殊性的关系问题作出本质而深刻的阐明。这就是:“历史唯物论是在最一般的大纲上,反映出统一的社会史的发展过程及其发展法则,反映出特殊的、异质的各种社会形态的发展及其转变的根本法则的理论。在这种处所,一般与特殊之间,成立了正确的关系。”因此,只有注意处理好具体与抽象、特殊与一般的关系问题,才能正确运用唯物史观来认识社会历史运动,使之成为认识社会历史运动的有效方法。李达由此得出结论说:“只有从科学的认识论出发,我们才能理解历史唯物论所以能成为社会现象的认识方法即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理由。”从对唯物史观的这一理解出发,李达在探讨中国问题时,十分强调从唯物辩证法中转化出方法论,处理好中国社会历史中的具体与抽象、特殊与一般的关系问题。为此,他在与《社会学大纲》同时撰写的《经济学大纲》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原则:“要获得那种客观的正确的指导的理论,就必须把捉住一般根本路程上的经济的进化之客观的法则,同时具体的考察中国经济的特殊的发展法则,以期建立普遍与特殊之统一的理论。”他在这里提出的“建立普遍与特殊之统一的理论”,不仅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原则,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实际情况、革命实践、文化传统和哲学传统相结合的根本性原则。李达以唯物辩证法说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进而对马克思主义普遍性与中国问题特殊性的关系问题作出本质而深刻的阐明,正是依据这个根本性原则。

毛泽东虽然由于身处革命武装斗争第一线而无法直接参与唯物辩证法运动,但这一运动所促成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由唯物史观到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这种发展之于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基础的重要意义,很快就为他在胜利结束长征后所发现和把握。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出现的多次教条主义错误,给党和红军造成了灾难性的危害;而从思想根源上克服这种危害极大的教条主义,使党在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中不再重犯历史上的错误,就需要在党内进行辩证唯物主义的教育和学习,使中国共产党人从一般哲学理论上懂得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进而学会处理马克思主义普遍性与中国问题特殊性的关系问题。1937年6月,毛泽东在回顾和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路线和传统时指出:“党还只有十五年历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的传统还不十分深厚,解决问题还不能样样带马克思主义原则性,还没有很早及人人都学好唯物辩证法。”他由此提出了党的哲学建设的大目标:“普及与深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于多数干部中”。也正是这样,毛泽东对《大众哲学》和《社会学大纲》十分重视,不仅自己反复认真研读,而且还向党的领导同志大力推荐。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说:“有一次,毛主席看望闻天,便带了一本《大众哲学》,毛主席对他说:‘这是一本青年人写的哲学书,是通俗的书,写得很好,你可以看看。’闻天感觉到这本书好就好在它写了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写了群众中存在的问题,也正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能够使人从马列主义思维方法看问题,分析问题。”这则回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开始形成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共识。

这样一来,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基础就开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就是看到了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一般哲学理论,能够有效地说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进而对马克思主义普遍性与中国问题特殊性的关系问题作出本质而深刻的阐明,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极端重要性。

五、毛泽东“实践论”的创立与中国共产党哲学基础的形成

毛泽东在重视吸取唯物辩证法运动思想成果的同时,并没有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由唯物史观发展到辩证唯物主义为满足,而是进一步探索何以能够更有效地以辩证唯物主义说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进而对马克思主义普遍性与中国问题特殊性的关系问题作出更本质、更深刻的阐明。正是在这一探索中,毛泽东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奋点由本体论移至认识论,创立了“实践论”哲学体系。

《大众哲学》和《社会学大纲》建构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形态,对辩证唯物主义的阐发虽然不一致,但都是从本体论出发来讲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这种逻辑结构的形成,除了理论的原因外,还有现实的原因。这就是在唯物辩证法运动兴起的同时发生了唯物辩证法论战,张东荪从人文主义哲学立场出发,叶青从科学主义哲学立场出发,以相互争论、殊途同归的形式,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自己的本体论,这对当时中国人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性。这就使得艾思奇、李达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以此作为系统阐发辩证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和着重点。

当毛泽东在胜利结束长征后集中精力思考和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他面对的思想上的敌人,已不再是张东荪、叶青之流,而是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这种教条主义的产生,从哲学根源上看,主要来自认识论和方法论。这就是毛泽东所指出的:“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的目标”;“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因此,毛泽东固然重视吸取唯物辩证法运动的思想成果,重视研读艾思奇、李达的有关著述,但又有着自己的哲学提问,有着自己的致思特点,有着自己的内在逻辑,这就是他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奋点由本体论移至认识论,把认识论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最主要内容来讲,凸显了认识论、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位置,从而更有效地以辩证唯物主义说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进而对马克思主义普遍性与中国问题特殊性的关系问题作出了更为本质、更为深刻的阐明。

这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兴奋点的转移过程,在毛泽东于1937年撰写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以浓缩的形式体现出来。这个提纲共分三章十六节,从第一节“哲学中的两军对战”开始,到后面的“物质论”“运动论(发展论)”“时空论”“意识论”“反映论”“真理论”诸节,前十四节都是提纲形式的论述;唯有最后两节“实践论”和“矛盾统一法则”是对哲学问题的详论,形成了最能代表他的哲学思想的名篇《实践论》和《矛盾论》。可见,正是在撰写《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过程中,毛泽东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消化唯物辩证法运动的思想成果,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实际情况、革命实践、文化传统和哲学传统更好地相结合,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予以了着重阐发和鲜明凸显,使之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核心的内容,由此创立了“实践论”哲学体系。提纲内容上的这一逻辑变化,正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奋点由本体论移向认识论的历史变化。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奋点由本体论移至认识论,不是仅仅出于应对中国共产党内思想分歧的实际需要,而是来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逻辑,因而具有理论的合理性。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逻辑在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作为世界观的唯物论与作为方法论的辩证法是统一的。毛泽东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对此作了反复强调,指出:“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同时又是无产阶级认识周围世界的方法和革命行动的方法”;“辩证法唯物论,不但主张物质离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而且主张物质是变化的,成为整个完整系统的崭新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辩证法研究吾人对外界认识的发生及发展,研究由不知到知、由不完全的知到更完全的知的转移,研究自然及社会的发展法则在人类头脑中日益深刻和日益增多的反映,这就是唯物辩证法与认识论的一致”。毛泽东不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实质归结为方法论,也不赞成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宇宙观,而是强调宇宙观与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统一性,认为“辩证法唯物论是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体”,是“一种最正确的和最革命的宇宙观和方法论”。正是这样,毛泽东十分重视列宁的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相统一的思想,并赋予其以中国化的表达。他说:“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是认识的方法,是论理的方法(即逻辑的方法——引者注),然而它就是世界观。世界本来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是世界观;拿了这样的世界观转过来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去议论人家长短,这就是方法论,此外并没有别的什么单独的方法论。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世界观同方法论是一个东西,辩证法、认识论、论理学(即逻辑学——引者注),也是一个东西。”因此,毛泽东的“实践论”哲学体系,虽然也强调辩证唯物主义首先是世界观,主张在本体论上坚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坚持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但更重视辩证唯物主义是认识论和方法论,主张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坚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坚持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这就是《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以《实践论》和《矛盾论》作为全部提纲归结的缘由。

当然,毛泽东的“实践论”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奋点由本体论移至认识论,不只是重复列宁的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相统一的思想,更是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实际情况、革命实践、文化传统和哲学传统相结合的丰富内容,形成了一整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更有效地说明了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对马克思主义普遍性与中国问题特殊性的关系问题作出了更本质、更深刻的阐明。首先,毛泽东讲人的认识活动,不仅是以个体的人作为认识主体,更是以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的中国人民作为认识主体,因而不仅看到这是一个“实践——认识——实践”的过程,也不仅看到这是一个“特殊——一般——特殊”的过程,而且还看到这是一个“群众——领导——群众”的过程,这三个过程在人的认识活动中是统一的。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就把认识论、辩证法与唯物史观融会贯通起来,鲜明地凸显了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人认识活动中的重要地位,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论路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法和唯物史观都是一个创造性的贡献。

其次,毛泽东进而将这种认识论转化为认识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历史认识论。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论新阶段》政治报告中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1940年1月,他在名著《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阐发了认识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认为应当把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结合起来形成历史认识论,这就是:“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他为此引用马克思的两段话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一段话出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另一段话出自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毛泽东由此指出:“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而为后来列宁所深刻地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的观点。我们讨论中国文化问题,不能忘记这个基本观点。”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与《新民主主义论》两篇名著中所集中阐发的中国历史观和中国文化观,正是由此而形成的。这样一来,毛泽东就从把握“中国的历史特点”、“认清中国的国情”出发,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展出一整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革命理论、国家理论、文化理论、群众路线,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功地转化为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中国国情、分析中国局势、指导中国革命、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论。

再次,毛泽东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中,把中西古今的哲学智慧予以了吸取、融会、贯通。例如,他在《矛盾论》中为阐明“全面地看问题”的道理,作了一番内容丰富、逻辑严密的论说:“孙子论军事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他说的是作战的双方。唐朝人魏徵说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对。可是我们的同志看问题,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列宁说:‘要真正地认识对象,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作到这一点,可是要求全面性,将使我们防止错误,防止僵化。’我们应该记得他的话。”在这一段论述中,毛泽东将孙子之言、魏徵之论、《水浒传》的故事、古希腊的典故和列宁的重要思想贯通一气,既生动又深刻地阐明了“全面地看问题”的理论和方法,使之能够为中国共产党人所掌握和运用。可以说,只有毛泽东才能写出这么一段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圆融为一体的精彩哲学论述。

而尤为重要的地方在于,毛泽东明确地提出,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一般性的理论转化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方法,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里面“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他运用“有的放矢”这个成语,来生动地说明这一方法论的指向。毛泽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在这里,毛泽东既不赞成“无的放矢”,也不赞成“赞矢不放”,而强调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实际情况、革命实践、文化传统和哲学传统很好地结合起来。

毛泽东通过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奋点由本体论移至认识论,由此而创立“实践论”哲学体系,从而更有效地以辩证唯物主义说明了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进而对马克思主义普遍性与中国问题特殊性的关系问题作出了更为本质、更为深刻的阐明。这样一来,就找到了克服中国共产党内教条主义的正确的思想方法,并由此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这就是他所说的:“如果辩证法唯物论被中国无产阶级、共产党、及一切愿意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人们之广大革命分子所采取的话,那么,他们就得到了一种最正确和最革命的宇宙观和方法论,他们就能够正确地了解革命运动的发展变化,提出革命的任务,团结自己和同盟者的队伍,战胜反动的理论,采取正确的行动,避免工作的错误,达到解放中国与改造中国的目的”;相反,“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正确的思想方法和正确的思想路线表明,正是毛泽东的“实践论”哲学体系,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走向中国革命的胜利之途的思想指南,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走向成熟的历史性标志。

六、中国共产党哲学基础探索与形成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经过不断探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哲学基础,有着重要的意义。正是这个哲学基础,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思想基础的最核心内容,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使中国共产党具有了正确的思想路线,使中国共产党人拥有了战胜艰难险阻、赢得伟大胜利的“看家本领”,成为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显著特征。习近平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就向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人,重申了这个哲学基础的极端重要性。这确确实实是从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中总结出的一个重要结论。

中国共产党形成这个哲学基础并非易事。尽管早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时期,毛泽东就已经提出党的哲学基础问题,但到他创立“实践论”哲学体系,不论是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还是对他本人来说,都经历了艰苦的思想探索过程。就中国共产党言,由最初对哲学有着不同的看法,到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由以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内容,到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由唯物史观发展为辩证唯物主义,由以本体论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和着重点,到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奋点移至认识论,其间留下了许多中国共产党人上下求索的足迹,一些探索者还为中国革命献出了生命。就毛泽东本人言,由最初提出“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到主张“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再到注重开展调查研究以认识中国,终至形成“实践论”哲学体系,也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苦的哲学探索过程。因此,中国共产党哲学基础的形成,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奋斗,毛泽东无疑是党的集体智慧和集体奋斗的最杰出代表者。对这个来之不易的“看家本领”,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倍加珍惜,下功夫学到手、用到家,千万不可在这个问题上失去自信,以为人家有更好的宝贝而我们不如人家。

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基础既然是在探索中逐渐形成的,那么这种探索也还会继续下去。毛泽东在创立“实践论”哲学体系时就已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指出:“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因此,在21世纪的中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还有一个适应时代需要发展这个哲学基础的理论任务。而这个发展的思想资源和出发点,只有通过深入地总结和反思这个哲学基础的探索与形成过程,才能真正获得。

作者简介:李维武,上葡京平台App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驻院研究员,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文章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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